从1645年隆武政权第一次求援开始，到1660年郑氏集团最后一次尝试，南明向日本乞师的努力前后持续约十五年之久

宜宾老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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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年，即清兵入关短短两年后，在位不到一年的隆武帝在汀州被清军俘杀，南明政局骤然陷入群龙无首的危局。
同年十一月，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拥立为帝，年号“永历”，史称永历帝，是为南明最后一个政权。
这位生于天启三年（1623年）的皇帝，其短暂的统治生涯几乎全部在流亡中度过——从肇庆到梧州，从梧州到桂林，再辗转南宁、安隆、昆明，最后被迫逃入缅甸，最终于康熙元年（1662年）被缅甸王献给吴三桂，在昆明遭缢杀，年仅39岁。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风雨飘摇之际，南明政权采取了两项“救亡图存”的举措：
一是跨海东渡，向日本德川幕府乞师；
二是遣使越洋，向万里之遥的罗马教廷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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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黄宗羲所撰《日本乞师记》记载，鲁王监国政权的御史冯京第于1648年奉命赴日，因日本正值锁国时期、拒绝他登陆，冯京第“于舟中朝服，且拜且哭，凡十有余日，不分旦暮”，日本长崎港的民众“初见而笑，已而泣，已而旁皇不能去”。
然而，这场“秦庭之哭”终究未能打动幕府，冯京第无功而返。
次年，鲁王监国政权再次派阮美出使，仍无果。
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坚持抗清，但同样将乞师日本作为反清复明的重要路径。
凭借其母为日本田川氏、本人出生于日本的特殊身份，郑成功也数次写信向幕府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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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与梵蒂冈的接触，建立在天主教在华传教百余年的积累之上，特别是自利玛窦以来耶稣会在中国上层社会取得的深厚根基。
南明朝廷的集体入教，是这一事件的核心背景。
在南明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德国耶稣会士瞿安德（翟安德，原名Andreas Xavier Koffler）与其前辈、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等人进入永历朝廷。
瞿安德同时还带来了三百名葡萄牙援军。
这支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桂林保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令永历朝廷对“洋教”的态度从接纳转向皈依——王太后、马太后、皇后及太子朱慈煊等共五十余位皇室成员集体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
史料记载，王太后受洗后取圣名为“烈纳”（Helena）——此乃罗马帝国第一位颁布基督教信仰自由诏书的君士坦丁大帝之母的名字，取名之深意不言而喻。王太后甚至在贵州安龙的教堂中立起拉丁文纪念碑，上刻皇室成员的教名与十字架图案。
这是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堪称绝无仅有的奇异景象：一个汉族政权，其最高统治集团竟集体改宗一个源自欧洲的宗教，而这背后的驱动力，与其说是真诚的宗教信仰，不如说是想紧紧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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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年，永历帝决定遣使罗马。背负这一使命的，便是卜弥格以及永历帝仪仗侍卫陈安德。
求援使团携带王太后致教皇依诺增爵十世的亲笔信、永历帝本人致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自澳门启程远航。
王太后的信中，除了陈述南明皇室对天主教的热忱皈依外，还恳请教皇“多送耶稣会士来，广传圣教”，并祈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这封求援信现藏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是东西方关系史上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
然而，使团在罗马遭遇了漫长的拖延。卜弥格与陈安德于1652年抵达意大利，但教皇英诺森十世对援助南明态度消极，令使团在意大利一等便是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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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短的结论
南明以割让温州、台州、定海等浙东沿海要地，甚至以“称臣自小”“执外甥之礼”为代价向日本乞师，又以举朝皈依天主教为筹码向罗马求援，其牺牲之大、姿态之低，令人惊讶。
南明统治集团的核心诉求极为单一：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他们考虑的从来不是华夏文明能否延续、中原礼法是否留传、国土是否完整，而只是朱姓子孙是否仍能坐享龙庭。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对此有过精辟论述：
南明统治者的决策逻辑——无论是“联虏平寇”引清军消灭农民军，还是在绝境中“联外乞师”割地求援——始终是“宁可丧权辱国，也要守住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