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教育举报权被滥用，该谁反思？|文明棱镜 New

Elizabeth

本文出自2026年5月27日《精神文明报》3版
编者按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近日发影片称，自己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风波持续近两个月。事情起因是，一小学生家长直播连麦称，儿童在校遭遇霸凌，“最严重”的两件事是：儿童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零食没分给他；儿童和同学拌嘴后互相推搡。该家长早已就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教师甚至报警。沈奕斐分析，这不属于校园霸凌，只是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是家长陷入极端的“受害者逻辑”，将小事上纲上线。
这番分析引发家长不满，先是举报沈奕斐侵犯隐私，但相关影片已做变声处理；随后又向复旦多个部门投诉，称沈奕斐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经调查核实，复旦最终确认：沈奕斐对案例的点评专业客观，未逾越合规边界，直播未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不存在侵害隐私权等难题。
近年来，这类不实教育举报并不少见。《半月谈》曾经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给予的台账显示，2024年1月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资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础属实。随意滥用举报权不仅偏离维权初衷，也给家校关系、教育生态带来诸多困扰，背后暴露出的教育观念与维权尺度难题，值得全社会反思警醒。
反思一
动辄举报只是“爱子心切”吗？
◎ 关育兵
由于儿童给同学分了零食，而同学有零食没分给他，由于儿童与同学拌嘴后互相推搡，家长便认定儿童在校园被“霸凌”，进而投诉学校、举报教师，还报警请求处理，甚至举报直播间里的教育内行，只因教育内行的客观点评让家长不满意。这样的“投诉到底”，实在让人惊讶。一些家长动辄搞不实举报，真的只是“爱子心切”吗？现实上是主观认知有偏差、家庭教育有误区所致。
何为“爱子心切”？真实的爱，应当包含对成长规律的尊重、对教育专业性的信任、对儿童独立人格的培养。然而，当下局部家长所展现的“爱”，呈现出一种扭曲形态，他们将儿童视为永远需求自己绝对保护的“巨婴”，将儿童成长流程中的一切不适与挫折都定义为“伤害”，进而以举报为武器，妄图替儿童扫平所有“不公”。这种爱，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绑架下的控制，剥夺了儿童面对真实世界、经受风雨历练的机会。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类家长简易陷入典型的“受害者叙事”陷阱。当儿童回家诉说“同学不给自己分享零食”时，家长的正常反应，该是引导儿童理解：分享零食只是出于善意而非义务，友谊不是等价交换。但“受害者逻辑”主导下的家长会立即套用“遭侵害—找过错—讨公道”的思维定式，将偶尔的拌嘴、推搡等社交摩擦都解读为恶意“霸凌”，于是，小事被无限放大，主观臆断最终演变为毫无依据的举报行为。
更深层的难题在于，局部家长正在丧失对“成长”的基础信任。他们不相信儿童有本事自己处理冲突，不相信教师的专业与公正，不相信学校的处理机制，甚至不相信常识。这种不信任的根源，一层面是极致完美育儿理念，不少家长妄图为儿童打造零风险的成长环境，想人为隔绝所有磕碰与委屈；另一层面是家长遇事习惯于向外部归咎过错，不愿正视自身与儿童存在的难题，儿童摔倒怪地板太滑，成绩下滑怪教师讲得不好……这种将一切不如意都归因于外部的思维模式一旦固化，举报就成了最顺手的发泄渠道。
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家长往往不自知地结束了“自我正义化”的心理建设。他们坚信自己是孤身对抗校园“不平事”的“勇士”，每一次举报都是在“捍卫”儿童的权益。这种悲情叙事强化了他们的行为——越举报越认为自己正确，越被驳回越认为存在不公。于是，原本可以一笑而过的“零食分享”等难题，便演变为对学校、教师乃至教育内行的持续举报。
真实的爱儿童，是儿童心生委屈时耐心倾听、理性分辨对错，而非贸然出面替儿童讨要说法；是引导儿童接纳他人的选择，不将拒绝视作刻意敌意；是发生争执磕碰后，教会儿童懂得致歉与包容，而非一味灌输受害心理。爱子心切没有错，但切莫让这份“心切”变成一把割断儿童成长韧性的利刃，更别让偏激诉求化作损害教育生态的不实举报。
反思二
无端举报给教育埋下哪些隐患？
◎ 杜建锋
有理有据的举报，是家长监督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利，相关部门做出合理回应是应尽的义务与责任，这对于保护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若是无端举报甚至是恶意举报，总以一种极端的“受害者逻辑”去举报，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是在伤害儿童成长、阻碍教育发展。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父母对儿童总是万种付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相应警觉。然而，不问青红皂白，动辄以举报为武器主张权益，看似爱儿童，现实上是一种错位保护，由此带来的后果是，那些本该由儿童自己面对的校园矛盾与难题，却在“举报”的旗帜下“消弭于无形”；那些本该由儿童亲身经历的风雨磨砺，却在“维护权利”的借口下烟消云散……如此过度保护，看似让儿童规避了弯路，避免了挫折，现实也让儿童失去了锻炼的本事。
更关键的是，倘若让儿童在成长流程中形成“谁举报谁有理，谁会闹谁受益”的认知，将在很大水平上，对儿童的心理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让儿童缺乏包容之心，难以平和处理人际之间的分歧与摩擦，甚至形胜利利化处事观念，误以为撒泼、举报才是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优形式。
从教育角度而言，无端举报还会让本来纯粹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异化，产生较深的家校矛盾，让温情的教育互动变成冰冷的对立博弈，让包容的校园氛围充斥着猜忌与戒备，也让彼此信任的育人根基悄然动摇。无端举报也是一种极具破坏力的伤害行为，不仅徒增行政与校园治理负担，更会持续侵蚀良性教育生态，造成难以逆转的行业内耗。
具体来说，教育行政部门接到举报后，进行调查取证是应尽之责，后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查无实据，时间与精力都白白浪费了。对被举报的学校而言，还要专门安排人员做调查、写材料，把本就有限的人力资源用到应对捕风捉影的事务上，这不利于学校提升教育管理品质。对一线教师而言，一个不实的举报或许扼杀工作热情。当教师的正常教学与管理被误伤，当教师的职业尊严不被尊重，当良好的教育生态被举报冲击得七零八落，寻求自保是可以想见的，“不敢管、不想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别出事就行”就会成为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心态，教育惩戒不敢或不愿发挥作用，教育的轨道就跑偏了。
无端举报、恶意举报的“大棒”，看似打在了学校和教师身上，但所有危害都将最终指向学生，影响学生接受教育和健康成长，这恐怕也是举报者不愿看到的。
反思三
如何立规明矩，杜绝举报权滥用？
◎ 舒爱民
家长的正常维权行为理应得到支持，唯有保障家长的正当举报权利，才能及时发掘教育难题，守护儿童的教育与成长权益。但近年来，从中小学到大学，举报权滥用的事件并不少见，从质疑教学素材“超纲”到投诉教师批评儿童“过激”，从对学生正常摩擦的过度解读，到对教育管理的无端干涉，不一而足。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保护好教师的合法权益，就亟须转变教师被举报所困、动辄得咎的状况。
要杜绝举报权滥用，必须划定清晰边界。当前，许多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对“何为可举报事项”缺乏明确界定，导致局部家长分不清合理监督与不实举报之间的界限。应尽快建立教育领域举报事项清单制度，明确哪些属于合理监督范畴，如体罚、变相体罚、违规收费、学术不端等；哪些属于正常教育行为或校园社交摩擦，不应纳入举报范畴。同步，配套出台举报受理标准与流程规范，对显著缺乏事实依据、动机不纯的举报，学校或教育部门应有权不予受理或终止处理。
建立不实举报反向追责机制。权利与责任对等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原则。目前，举报者即便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也极少承担相应后果，这种零成本举报助长了滥用举报权之风。教育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探索建立教育领域不实举报认定与追责办法。对经查证属于恶意举报、造成教师名誉损害或心理创伤的，应视情节给予举报者批评教育、公开道歉、纳入信用记录等处理；若构成诽谤或诬告陷害，应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唯有让滥用举报权者付出代价，才能真实遏制举报冲动。
学校作为教师的“娘家人”，更应主动担当，为被恶意举报的教师撑腰。目前大量学校在面对不实举报时犹豫退缩，甚至为息事宁人而委屈教师。教育主管部门应出台指导意见，建立教师权益保护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申诉与援助通道，在学校或教师遭遇不实举报时及时介入调查、公开澄清。
构建互信、互敬、互助的家校关系，是杜绝恶意举报的根本之道。学校应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如每月举办“家长开放日”，邀请家长走进课堂、参与管理；设立“家校联络专员”，负责收集家长意见，做到“件件有回应、事事有落实”，建立透明规范的反馈机制，降低资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教师应加强家校沟通技巧培训，定期开展“一对一”家访或线上交流，及时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主动沟通学生成长中的难题，避免积怨成疾。家长也应理性表达诉求，通过正规渠道反映难题，避免情绪化。
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家长合理行使监督权利。同步，通过正常渠道沟通、处理分歧，以建设性形式参与学校教育，而不是动辄挥舞“举报大棒”。
唯有完善制度设计、厘清权责边界、强化反向约束、构建和谐的家校关系，才能让家长举报回归监督本位。
朱慧卿 图
来源：精神文明报